一个傻瓜和一个聪明人的主要区别在于：聪明人能从错误中学到东西，傻瓜则永远不能。 —菲利普·费希尔
教给你最多东西的是错误，不是成功。 —保罗·图德·琼斯
犯错误是正常的。再次犯同样的错误是不正常的。 —安农（Anon）
投资大师把错误看成学习的机会
失败的投资者从不在某一种方法上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因此也从不知道如何改进一种方法。总在寻找“速效药”。
如果你想教一个人骑自行车，你会怎么做？给他一本参考书？带他去听一段冗长的演讲，让他了解骑自行车的物理学原理，了解保持平衡、转弯、起步和停车的方法？还是给他几点指示，让他骑上车子，轻轻推他一下，让他一次次跌倒，直到他自己领会骑车的技巧？
你知道试图从书本上或演讲中学会骑自行车是荒唐可笑的。不管别人怎么解释，你像我和我的孩子们一样只有一种学习方法：犯很多很多的错误，有时候是非常痛苦的错误。
“你真的能向一条鱼解释清楚在地上走是什么感觉吗？”巴菲特问，“要谈论在陆地上的一天，你得花1000年的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肯定会从错误中学到东西。但学到些什么却依赖于我们的反应。如果一个小孩把手放在滚烫的炉子上，他会知道他不该再这么做。但这种自动的学习过程可能让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要把手放在任何炉子上。他只有分析了他的错误，才会发现把手放在冰凉的炉子上是没关系的。
在上学之后，他会在错误中学到些什么？很多老师都会因他犯了错误而惩罚他。于是他领会到：犯错误是不对的；如果你犯了错误，你就是个失败者。
当他带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毕业，并且在现实世界中不可避免地犯了错误时，他会有什么反应？他会否认和逃避。他会抱怨投资顾问向他推荐了错误的股票，抱怨市场不景气，或者为自己找个借口：“我是按规则做事的—这不是我的错！”，就像一个孩子尖叫“是你让我这么做的”！根据他所接受的教育，他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冷静地看待错误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所以，他会不可避免地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当投资大师犯了错误时，他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毫无疑问，他会首先承认错误，立刻采取行动减轻错误的负面影响。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完全对自己的行为和行为后果负责。
巴菲特和索罗斯都不会羞于承认错误。事实上，他们都把坦然面对错误当成他们的政策。用巴菲特的话说，“一个公开误导其他人的首席执行官，最终会在私下里误导自己”。在巴菲特看来，如果你想做一个问心无愧的人，承认错误就是至关重要的。
索罗斯同样坦率。“对其他人来说，”他说，“犯错是一种耻辱；对我来说，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一种骄傲。一旦我们认识到理解上的不足是人类的先天特征，犯错就没有耻辱可言了，耻辱的只是不能纠正错误”。
在投资大师通过清理不理想的投资纠正错误之后，他会分析他的错误。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错误。首先，他不想重复错误，所以他必须知道哪里错了，为什么会错。其次，他知道少犯错误会让他的系统得到加强，让他有更好的表现。第三，他知道现实是最好的老师，而错误是这个老师最好的课程。而他很想学习这门课程。
1962年，索罗斯犯了一个几乎让他破产的错误。事实证明，这个错误或许是他最宝贵的经验。
他在斯图德贝克公司的股票中发现了一个套利机会。这家公司正在发行A股，这种股份将在大约一年后变为普通股。它们的交易价格比普通股低得多。于是索罗斯买进A股并卖空斯图德贝克普通股，以期赚取价差。他还预计普通股一开始会下跌。如果确实如此，他打算平掉卖空头寸，只持有A股，等待他预期中的价格反弹。如果普通股不下跌，他觉得他可以稳赚已经锁定的价差。
但是没想到，斯图德贝克的股票开始疯涨。更糟糕的是，价差并不是锁定的，因为A股的涨速慢于普通股。
让索罗斯头疼的是，“我从我哥哥那里借了钱，而我有彻底破产的危险”。那时候，索罗斯的哥哥刚刚开办了自己的企业，他的钱是不能亏损的。
当这笔交易向不利于索罗斯的方向发展时，他并没有及时撤退，而是死守阵地，甚至为保住卖空头寸而补充了保证金。他已经骑虎难下了。此前，他并没有制定在交易不利的情况下自动实施的退出策略。他并没有为可能犯下的错误做好准备。
在危险局势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索罗斯最终挽回了损失，但这次严酷考验对他的精神影响是难以磨灭的。“从心理上说，这段经历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他在金融世界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促使他重新思考了他的整个投资方式。那个让索罗斯成为投资大师的投资系统的许多组成部分，当然有可能源自他在这笔交易中所犯下的所有错误。
投资大师的错误
投资大师犯错误通常有以下6种情况：
1.他（无意中）没有遵守自己的系统。
2.疏忽：在投资时忽视了某些事情。
3.某种情绪盲点影响了他的判断。
4.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变化。
5.他没有注意到环境的某些变化。
6.不作为之错：该投资而没有投资。
巴菲特的收购行动
1961年，巴菲特收购了登普斯特公司，明显开始放弃他在那之前一直奉行的纯格雷厄姆系统。他的本性开始显露。但购买一家像登普斯特这样的“烟蒂企业”看起来像是格雷厄姆的风格。
在他瞄准下一个目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时，他明显已经从过去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1963年，巴菲特合伙公司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最大股东。1965年5月，巴菲特掌管了伯克希尔—尽管他后来才成为董事长。
他立刻把他的规划告诉了新任总裁肯·蔡斯（KenChace），也就是他早就认定能以他期望的方式经营伯克希尔的人。简言之，他希望蔡斯像哈里·伯特改造登普斯特一样改造伯克希尔：从公司垂死的纺织品业务中榨出资金，供他投资于其他地方。两年后，焕然一新的伯克希尔买下了第一家公司—国民保险公司。
从很多方面看，40多年前的这件事与巴菲特今天所做的事非常相似。他购买一家有合格管理队伍的企业，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并将企业的所有富余资金投资到其他地方。唯一的重大区别在于，他今天不会再购买像登普斯特和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样的“烟蒂企业”。
巴菲特的20亿美元大错
与众不同的是，巴菲特在分析他的错误时也会考虑他本可以做但却没有做的事情。
1988年，他打算购买3000万股（股份分割后的数量）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即房利美，FannieMae）的股票。按当时的价格计算，这些股份总值3.5亿美元左右。
在我们买了大约700万股之后，价格开始上涨。沮丧之余，我停止了购买……更愚蠢的是，我因为讨厌持有小头寸而把我们的700万股卖掉了。
1993年10月，《福布斯》说：“太早抛售房利美的股票让巴菲特错失了20亿美元。他买得太少，卖得太早。他说：‘这很容易分析。这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但因为某种原因，我退出了。我也希望我能解释清楚。’”
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他写道：“谢天谢地，当可口可乐的股票在我们购入它的过程中不断攀升时，我们没有犯同样的错误。”购入可口可乐股票的行动就开始于1988年稍晚些时候。
“对我最苛刻的批评者就是我自己”
说到对错误的态度，乔治·索罗斯的做法远不止分析错误那么简单。你可能会预料到，作为一个从哲学和探索的角度以自己的易错性为基础的人，索罗斯用批评眼光看待所有事物—包括他自己。“对我最苛刻的批评者就是我自己。”他说。
“要想在金融市场中有所作为，检验你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索罗斯对他的下属们说。他鼓励他们批评自己的观点，并不断通过与持相反意见的人交流来检验自己的观点。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总想知道自己的想法有没有任何缺陷。
带着这种心态，索罗斯一直在观察他的投资观点和事件的实际进展之间的差别。他说，只要发现了这样的差别，“我就会开始批判性检验”。他有可能最终放弃这种投资，“我当然不会一成不变，也不会忽视这样的差别”。
相比那些自鸣得意而且在事情出了差错的时候反应极为迟钝的投资者，愿意不断质疑自己的思路和行为的索罗斯有巨大的优势。
像索罗斯一样，巴菲特也对自己很苛刻，有时候过于苛刻了。
1996年，巴菲特又一次成了迪士尼公司的股东，因为迪士尼兼并了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而伯克希尔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巴菲特回忆了他30年前是如何第一次对迪士尼产生兴趣的。
尽管这家公司在1965年获得了2100万美元的税前收益，而且现金多于债务，但它的市值还不到9000万美元。在迪士尼乐园，耗资1?700万美元的加勒比海盗游戏很快就要开放。想想看，我有多么兴奋—一家公司的价格仅是它的某个游戏的5倍！
大受鼓舞的巴菲特合伙有限公司以每股31美分的股份分割调整价格购买了迪士尼公司的大量股票。考虑到迪士尼现在的股价是66美元，这个决策看起来很英明。但你们的董事长干了一件前功尽弃的事：我在1967年以每股48美分的价格把手头的迪士尼股票全都卖掉了。
事后来看，以每股48美分的价格出售这些股票当然是一个大错。但是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巴菲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1967年时他仍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格雷厄姆投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在股票回归内在价值的时候卖掉它是一条法则。
然而，他显然已经将菲利普·费希尔的话铭记于心，那就是“研究错误比回顾过去的成功更有益”。
巴菲特和索罗斯的例子证明，过度苛刻总比原谅自己的错误要好。正如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所说：
记住你的错误真的有好处。我认为我们精于此道。我们会在内心深处检讨我们的错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