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一直在私募圈游走。接触的高人越多，越觉得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水潭。 或许，在不少人的概念中，私募几乎就等同于阳光私募，事实上，阳光私募只是整个私募江湖中的冰山一角，一些真正的高人还隐居于山中。还有一些高人，只是抽出一小部分精力参与到阳光化产品中来…在我的概念中，私募就是担负他人财富管理的投资公司与个人，这个范围从资本市场的横向与纵向来看都无比辽阔。
“私募”这个名词，多少有些”地下”的意味。不过，这也符合私募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在很早之前，私募的确是一个很神秘的群体，与内幕交易、庄家等一些很敏感的资本市场词汇相连。而中国的资本市场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太多特色，其中最大的特色莫过于规章制度灵活化，导致中国资本市场存在许多阶段性的产物，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留存下来许多痕迹-这似乎是转轨经济时期的必然。而这些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色，似乎给这个特别的市场主体又增添了一个维度，构成了更为庞大与繁复的私募江湖。
一些民间私募，可能就在政策梳理的断点中，偶然爆发，较一般人对市场更为敏锐。还有一些私募，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资金实力影响部分股票，后来被称做庄家，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金融王国。另一些资源丰富的私募，则借着自己灵通的信息资源和丰富的人脉资源，几乎每次都能把握住制度变迁的契机，并形成相应的新的赚钱模式。还有一些，尽管也有一些灵活的方式作补充，但主要凭借市场化的投资运作，赚取自己风格下可掌控的资金..
可以说，对于中国这个还在完善中的资本市场而言，私募始终以一个特殊群体的面貌存在和发展。私募可以说是一个市场主体，一个金融参与机构，只是与券商、公募基金等市场主体的背景相比，私募显得更为鱼龙混杂。不过，由于大部分私募都是从这些机构衍生而来的，这也注定私募比普通的市场主体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层次，就算是草根派私募，也注定有非凡之处。
目前市面上的私募书，不少都是对个别人物的采访与投资经验的总结，虽然读者可以汲取不少养分，但中国私募背景源远流长，如果单是投资理念的陈述，将有很多未尽之言，也不接近这个主体的运作本质，甚至给一些虔诚的投资者带来误导。在几经选择之下，我开始从历史与人物两个主视角研究私募，希望能有一个更全面的透视与纪录。从某种程度上，一种冥冥之中的使命亦在推动自己。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叫《蝉翼传奇》的武侠电视剧，对剧中”江湖第一少侠”苏小魂的见识尤为惊叹。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对江湖上发生的任何事件的细节以及任何门派的渊源都了如指掌。所以，在接触私募这么一个繁复的群体时，我开始问自己，是否能对置身于这个江湖上的人和事作一个全方位的梳理，并且通过第一线的交流与接触，加入自己的观察与体悟。就算自己在接触一个新的圈中人时，就仿佛与他相识了十余年之久，能对他的门道估计得八九不离十。
我也试图在本书中梳理出一个脉络，告诉读者中国私募在资本市场发展以来的前因后果，就好像一本私募白皮书，让读者在通读后，能轻松熟稔各类门路，从而在江湖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这将是最能令笔者欣慰之事。本书每个章节分两个部分，历史部分与人物部分。在历史部分，基本有三条脉络，一条是当时的市场环境，一条是体制性变化与产物，另一条就是私募在这个空间中的生存与发展。在人物部分，都由三小节组成，第一是印象，第二是经历，第三是投资密码。我尽可能选择了当前最有代表性的私募，在同一种风格类型中最杰出的代表，重点则落在他们形成投资理念的过程中，推敲其间的逻辑与现实可行性。因为在对这些人物的深入了解中，我深深发现思考方式与经历比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投资理念更重要。而这个呈现方式，或许才是真正洞悉私募高手们所有的投资要领与精髓的渠道之所在。
这个时代究竟属于一群什么样的人？即将到来的又将是个什么样的时代？2008年8月的一天，差不多就是在北京奥运会召开的一周前，我拜访了位于上海民生路上的几家私募机构。
上海民生路毗邻世纪公园一带，没有喧嚣，绿树成荫。在安静的道路旁，坐落着无数高端的商务楼，与浦东文化中心、上海签证中心、浦东行政中心近在咫尺。这里，是浦东政商的核心腹地，浦东产业走廊的枢纽地带；这里，是上海最知名三大国际社区之一-联洋社区的所在地；这里，将渐渐被另一个名字-“上海私募一条街”取代。
我离开民生路的时候，又仔细看了一眼这条马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民生路靠近长柳路一段，正好矗立着尚雅投资总经理石波所在的立方大厦，紧靠着立方大厦的，是从容投资总经理吕俊所在的信息大厦，石波与吕俊都是私募中公募派的杰出代表；与立方大厦隔路相望的，是证大投资总经理朱南松所在的证大·五道口广场，他是具有”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所在地)背景的私募，资历深，人脉渊源也颇深；在这栋楼里，还有香港保利投资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原君安证券的元老王强，他的团队都出自中国当年最优秀的证券公司；再往东近含笑路，则是比翼双飞的金鹰国际大厦，公募派的汇利资产总经理何震正在此地，其间还有另一家上海老牌私募景林资产，董事长蒋锦志带领着景林团队成为最早出海的中国私募，在金鹰国际大厦中，还落户着几个民间私募。风格林立的公司在这条路并存，构筑了”上海私募一条街”的奇特景象。
那段日子，市场堪称天寒地冻，上证综指在2800点上下徘徊。那天与我交流的私募基金经理们，还在空仓继续等待。他们的语气听起来有些苍凉，所有的招聘动作都在减慢，偌大的办公室里人丁稀少，原本还以新股认购为主，但那时候IPO也停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赚钱。他们乐观地说，至少可以支撑两年。不过，对于超级大熊市来说，两年是否能够结束，那时候还是未知数。问一些刚从公募出来的基金经理们是否有些后悔，他们也只淡淡地说，为了一直想做个事业，为了一种理想，现在熬一下算什么呢。
汇利资产的总经理兼投资总监何震告诉我，他们几个刚从公募出来的基金经理们几乎每周都要聚会。一起聚会的，还有一些公募基金经理及保险公司、券商与银行的人。他们相互讨论，十分热络，他们会说”吕俊这个灵活的人”，”石波很值得拜访”等。这不由让人想起巴顿·比格斯在《对冲基金风云录》开头描写的场景-“我到’世纪’去参加了三角投资俱乐部的晚餐会，与会者大约25人，一半来自对冲基金，另一半则是些非常激进的单向多头基金经理。年龄组合也平分秋色，既有满头银发、语气沉稳的耆宿，也不乏油头粉面、说话飞快的青年。无论老少，这里每个人都是投资界的风云人物，正管理着这样或那样具有竞争性的公众财富…”他们那时还不知道那份天寒地冻对于他们的意义，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在半年后，熊市变成了创造私募元年的奇迹。
显而易见，一个席卷全国的趋势正在形成-市场化的资金运作开始成为主流，衍生出完全不逊色于国外的各类对冲基金风格……他们正酝酿着在中国土壤上开始新的蓬勃，等待破壳而出的那天。此时此刻，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有一群中国人正在为理想而努力奋斗。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中国私募。他们正在为改变这个名词的不愉快的联想而努力。
记得艾伦·金斯伯格在美国一个时代的开启之时曾写诗道：”亚美尼亚，你何时才变得像天使那般模样？你何时才会脱去身上的衣裳？你何时才透过坟墓看看自己的尊容？你何时才不辜负千万托洛茨基信徒对你的信仰？”当年，美国的时代开辟者在路上。如今，中国私募也在路上。
江湖上的第一个高手
江湖上的第一个高手，最早出没的地点是深圳。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传说在1988年的某一天，深圳证券交易所走进来一位穿戴平常的老人，大约70岁上下，个子不高，但眉宇间透露着一股非凡之气。
老人径直走向柜台，递上一张买单。那头的柜台小姐扫了单子一眼，很快就疑惑起来。单子上填的是深发展(全称为深圳发展银行)，然而，深发展的交易现价是每股80元，这位老人居然填了120元。就算求之心切，提升一下价位，85元、90元也绝对足够。
老人仿佛看出了柜台小姐的疑惑，态度坚定、掷地有声地说：”就这个价，给我拿两万股。”之后，老人就从深圳消失了。这个轰动性的传闻随即传遍整个深圳：”一个大户120元买了两万股深发展，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
第二天，深发展股价一开盘就暴涨。
1990年刚开春，就在深发展股票拆细前，当它的股价涨至180元时，那位神秘的老人又出现了。他这次是卖出了两万股，竟然挂的是比市价低22元的158元。
第二天，随着这位老人的传闻再次兴起，股价应声暴跌。
这位老人的两次操作被后来人称做”天下第一庄”，也是有据可查的沪深股市上的第一次”坐庄”。其实，在深发展股票发行时，老人早已将货吃足，算是打好了”底仓”，当股价到了80元时，他高价买入两万股，股票一下子放量，股价自然凶猛飙升。当股价攀上180元高点后，他又开始慢慢撤退，他卖出两万股的那天，正好全部清仓离场，算是满载而归。
好事者们纷纷打听，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并非等闲之辈，他的大名叫林乐耕，在民国时期曾当过”红马甲”-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1990年时，他已有68岁。
旧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早叫做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在1919年2月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而来的，至今仍可在汉口路(原名为三马路)一栋8层建筑脚下看到一块原址纪念石碑。很有意思的是，石碑上还刻着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名字，他当时做的是理事，排在他名字前面的常务理事尹韵笙正是林乐耕的舅舅。尹韵笙的身份给林乐耕进入证券业创造了条件。林乐耕16岁就从乡下来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做练习生，当时还是用毛笔写行情。成年之后的林乐耕成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017号经纪人。到20岁时，林乐耕攒了点钱，就自己开了间叫做”乐茂”的证券号，做期货对敲交易。
当年，林乐耕这些庄都在一个证券行里开户，租十几个写字间，装很多电话，光雇的人就有100多个。一个价格买进，一个价格卖出，做对敲，想把股票提高到什么价位就什么价位，兴风作浪呼风唤雨，每天可进账10根大条子。有时候，”红马甲”还要”抬轿子”。诸如一个老板想把一只股票从5元抬到6元，但一个人抬不起来，就给”红马甲”一点好处-一般就是将股票的现价先折算给”红马甲”一部分，让他们能先赚一点钱，以便一起拉抬。当年的林乐耕就是这样的老板。
林乐耕还亲历过金圆券泄密大案。1948年蒋介石为继续发动内战，决定在全国进行币制改革，明令实行金圆券币制。没想到国民党政府后院起火，上海《大公报》一篇《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的文章称早就有人提前获悉国家币制改革的核心机密。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受命亲临督阵，以上海237家金融股市交易所为突破口，兵分八路前往检查，俗称”打老虎”。
当时是190号经纪人的林乐耕就因查出有场外交易行为浮出水面。纪录显示，他在8月11日和12日两天，买进237号经纪人杜维屏的永纱股票1600万股。
警察迅速拘捕了林乐耕。此时，林乐耕一直是市场上的做多老手，正为政府公布币改方案后股票大跳水而不爽，被捕之后交代了他听到的一条市场传闻：有从南京来沪的某要员将证券交易所要停业的消息告诉了杜维屏、盛开颐、潘序伦三人，于是杜维屏等人纷纷抛空。而这个杜维屏正是蒋介石起家时的旧友、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二公子。
林乐耕这次被抓，和杜维屏、上海纸头大王魏沛霖，还有荣毅仁堂哥荣洪源关了59天，当时号称”四只老虎”。1948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涉及内幕的人员太多，所以仅对几名核心当事人处以公法，当时还是章士钊大律师特来辩护的，一场轰动全国的财政部币改泄密大案就这样结束了。林乐耕幸运地被无罪释放。
之后上海解放，陈毅部下宋时轮在1949年6月10日指挥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抓了238人，封掉了证券交易所。林乐耕正好不在所里，侥幸逃脱。
可以说，林乐耕在证券界浸染了半个多世纪，几经沉浮，对资本市场的很多规则烂熟于心。这样的资本高手，在获悉中国发行股票后，自然忍不住跃跃欲试。
兴许，林乐耕算得上是新中国证券历史上的首批私募，尽管那时还没有私募这个概念。不过，此人在市场上的辈分极高，不仅给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出谋划策，还曾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们的老师。毕竟像这样亲身经历过证券第一线的”活化石”在当时已经不多了。
照理说，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林乐耕，应该顺理成章地去买上海股，而且，上海在中国的证券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走在历史大浪的前方。早在1859年，美商琼记洋行定造轮船，在第一艘轮船”火箭号”10万元的造价中，就有在上海向中国人募集的1万元股份。1877年，洋务运动期间，上海推出了第一只华人自己的股票，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发行了37万多两银子的招商股。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全国证券各方面的实践也一马当先：新中国第一部关于股票的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于1984年在上海诞生；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于1984年在上海发行；全国第一家证券柜台交易点-静安证券营业部，也于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风风火火开业。
林乐耕为何没有选择在上海买股票呢？其中的缘由说来话长，这直接涉及上海与深圳两地证券市场发展的渊源，这也直接导致此后在中国私募江湖版图上，深圳、上海两地各成一派。
国库券发达了杨百万与阚治东
此时，包括林乐耕在内的7名旧上海证券交易所老经纪人，也给黄贵显在如何活跃交易方面出主意：”我们可以收国库券啊！”他们提议在交易时，证券柜台收取佣金。此后，黄贵显也在不少场合表示要开办国库券转让业务。
1988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国库券可以上市流通，第一批试点在上海和深圳等7个城市进行。这一年的4月，静安证券营业部正式开始做国库券业务。
后来，被叫做”金边债券”的国库券的投机气氛越来越浓，渐渐形成气候，大有超越股票的势头。就在全国大部分民众不知道国库券能干什么的时候，1988年前后的许多上海人已知道国债的投资价值。在许多地方只能卖70元、80元的100元面值国库券，在上海的交易价格已接近国债实际价值。许多”黄牛”闻风而动。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几乎成了国库券流通中心。在这期间发展壮大的还有后来成为申银证券总经理的阚治东、万国证券总经理的管金生与有”第一股民”之称的”杨百万”。
杨百万本名杨怀定，他靠国库券发家也是阴差阳错。他原本在上海铁合金厂看仓库，1988年春节前，他被人怀疑私拿仓库里的铜材，尽管案子很快侦破，还了杨怀定的清白，但他还是在两个月后负气辞职。
当年4月5日，报纸上刊登了上海市证券市场21日将开放国库券买卖的消息。杨怀定21日一早就来到银行。当时国库券百元卖出价为108元，按现价吃进到期后每百元可净赚37元，杨怀定当机立断吃进两万元。几个小时后，国库券行情上涨4元，他一转手，立即就赚了800元。辞职前，杨怀定每月工资60元，800元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杨怀定后来又从报上得知，1988年4月起，先后开放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7个城市买卖国库券，6月又开放了54个大中城市，1991年3月，全国约开放了400个城市。
杨怀定几经周折，奔赴合肥、郑州、厦门、太原等地，疯狂收购国库券，再到价高的上海卖掉。据称，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杨怀定占去1/7，几次三番下来，他轻轻松松就成了”杨百万”。
另外一个靠国库券发家的是阚治东。是杨百万在先还是阚治东领头难以考证，但有一点很明显，阚治东做得更大。
1987年，阚治东35岁，原先是中国工商银行的一个科级干部。当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团委推荐阚治东去北京参加出国研修生的考试，随后，阚治东便以中华青年联合会第五届赴日研修生的名义留学日本，学了一年证券。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野村证券就在上海办过两期证券学习班，阚治东也参加过学习，只是那次学习只留下粗浅的印象。1988年，阚治东从日本学成归来，直接当上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主管证券和投资业务。当时，信托投资公司还只有两个营业部，静安营业部和虹口营业部。
1988年前后，中国证券业刚刚起步，无论是规模还是利润，都还微不足道。然而，从海外磨炼出一些眼光的阚治东开始展示其在资本市场过人的天赋。
1988年，国库券允许流通后，阚治东就在全国工商银行系统里组织起了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个星期发一份电报到上海，报上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阚治东最得意的一单生意是在1989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说，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1000多万元国库券，于是就心急如焚地打电话给阚治东，请求他收购。阚治东听对方的报价很合算，就一口答应说：”这1000多万元，我们全要了。”
事实上，1000多万元对阚治东的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但”猛人”阚治东立即给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打电话，毛行长设法开出了支票。因为当时的国库券都是现货交易，1000多万元的支票换来50箱国库券，足足装满了10条大麻袋。市场有传闻说，阚治东本来还想搭飞机走，但因保卫人员借了几把枪，飞机没能上成。空运不成改陆运。于是，大把大把的国库券被放到火车前头的行李车厢，保安拿着枪轮流看守，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忐忑，终于把国库券安全运抵上海。而这1000多万元国库券让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成就了申银证券公司的原始积累。
1988年，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国库券日均交易额只有数十万元，到了1990年，日均交易额已突破1000万元。静安营业部一下子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库券交易市场。
1990年，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接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申银证券公司，阚治东顺利担任总经理。他和黄贵显、胡瑞荃率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员工正式自立门户，走上独立创业之路，继续上海最经典的国库券买卖。据阚治东自己透露，第一年，申银证券净利润500万元，第二年赢利2500万元，第三年12500万元，每年利润都翻番，实际利润还远远大于账面利润，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券商。当年，国库券的暴利故事在万国证券、海通证券也疯狂上演。
还有个细节不得不提。靠国库券发家的阚治东，当年参加的日本出国培训，据说是国内首次定向专门培养证券人才。据资料记载，团中央通过考试共选拔了3个年轻人到日本学习证券业务，阚治东就是其中之一。此后一些人才又陆陆续续被送出国门。
这些培养出来的学生，之后几乎成了”国家队”第一批操盘手，后来之所以销声匿迹，是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至今还在为政府做事，还有一些则已散落民间，驻留之地无疑是私募。黄贵显回忆说：”日本人看到我们开设了券商业务部后，就帮我们搞了一个培训班，中国工商银行专门派处级以上的干部参加这个培训班。日本方面还专门为中国编了一些证券方面的教材。”
据麒麟上善的总裁钟麟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期，换汇买卖猖獗，逃汇大案时有发生。由于外汇流失严重，国家外汇管理局特意委培了一批人才学习外汇管理，虽然方向是外汇，但金融毕竟是一整套体系，所以这些人同时也拥有了比较前沿的金融知识。目前，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还留在国家外汇管理局，还有一些人则流散到民间做起了私募，也算是国家培养的另一些证券人才。
中国第一批操盘手今何在
除了此前细述的几个惊天大案，还有蓝田股份、世纪新源等，而后更为人所关注的，是多年之后浮出水面的幕后操盘手们，他们后来纷纷成了私募界的另一支奇异力量。事实上，这些操盘手的才华丝毫不逊色于案件主角。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转行做起了私募。因在此前”见过世面，成过大事”，他们在募集资金上自然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事实上，在”5·19”之前，庄家的土壤就已十分肥沃，庄股运作模式甚至被当时机构资金普遍采用，尤其在大行情爆发之时，更是20世纪90年代那些”顶级”操盘手如鱼得水、随心所欲的时候。只是随着之后监管的加强，这些庄家纷纷上演了一出出穷途末路的悲剧。
据统计，1999年和2000年前后，中国股市的换手率高达400%，平均持股时间仅为3个月左右，而同期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换手率仅为86%，平均持股1.2年，中国资本市场投机色彩浓厚，股市的融资功能极度萎缩。当时有股评家满腔愤慨地写道：”如果说亿安科技、中科创业等是恶庄作恶，那么银广夏、东方电子的作假，挂羊头卖狗肉，则给人致命一击。我们似乎很难寻找正义，’诚信’二字难道一文不值？”
2002年左右，一篇在网上流传颇广的《中国第一批操盘手的真实下场》描述了30个国内顶尖操盘手的状况，对操盘手的鼎盛时代作了最好的总结。2005年，升级版《中国第一批顶尖操盘手的风采和现况》问世，对操盘手的统计数目扩大到72人。除了公司董事长、券商自营部负责人之外，其中更多的是江湖上能呼风唤雨的私募。
公司系的代表有汉龙集团的刘汉、刘坤，宏达集团的刘沧龙，三读集团的张少鸿，上海邦联集团的徐涵江，北大明天系的肖建华等；私募系的有最早期典型操纵界龙实业的马晓，登峰造极的德隆系的唐万新、高江，恶炒青山纸业的股评家赵笑云，坐庄西藏明珠的花荣等；券商系有操盘琼民源的广发证券王寒冰，操盘辽源得亨的辽国发高岭，操盘粤电力的西北证券原总裁马世兵等。诸如在后人看来也是炒股暴富的天发企业的龚家龙、中路集团的陈荣等人，在这份名单上显得平淡无奇。
似乎每个人都有不止一段的精彩故事，而每个故事背后都折射出一个江湖。可能是吕梁过于光鲜耀眼，中科创业操盘手丁福根的名字直到多年之后才开始走红。他后来被人们推崇为”中国第一操盘手”，近些年创立了神州创投，摇身一变成为总裁，开始对市场高谈阔论，恢复了往年的活跃。
丁福根的成名在于给吕梁的一份特别礼物。作为中科创业的操盘手，他已经将股票做到随心所欲的地步。2008年2月18日，吕梁新婚大喜。前一天，他对丁福根说：”你能送我一份特别点儿的礼物么？”丁福根心领神会地嘻嘻一笑。18日当天，中科创业的收盘价恰好停在72.88元(谐音为”妻儿发发”)。
丁福根是K研究室里仅有的两名员工之一， 1965年出生，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在学校当过5年老师，后在金鹏期货经纪公司担任投资部负责人。丁福根长得有几分清秀，且智商超高，记忆力极好，精于计算，对数字几乎过目不忘，更重要的是他对证券有异于常人的狂热。吕梁原本是丁祸根的客户，后者由于欣赏吕梁的股票理念，毅然辞去收入丰厚的交易员职务，跟随吕梁创办K工作室。
1998年年底，在吕梁给出15%的融资中介费条件下，丁福根在此后的1年多时间内，通过投资理财、合作协议、抵押贷款等各种形式，与各色人等共签下100多份协议，融进3.98亿元的资金，完成了控盘3000万股，即50%的既定建仓目标。根据法律规定，任何人持股超过5%就必须举牌公告。为了规避这一条款，丁福根像很多职业操盘手一样，动用了”拖拉机账户”-听说他先后动用了1500个个人账户，这些账户八成以上是由各地证券营业部以每张股东卡190元的价格卖给他的。
在吕梁如日中天的时候，丁福根找资金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送钱的人排成长队，以致1000万元以下的投资者被拒之门外。”这段期间，丁福根先后与国内20多个省市的120家证券营业部建立了融资关系，后者为了抢夺让人眼馋的交易量和中介代理费用，为中科创业四处找钱，以至于让其融资额超过了惊人的54亿元。
从1998年的12月起，康达尔股价震荡上升，丁福根所做的，就是每天遥控各地营业部的操盘手，有人抛盘，有人接盘，把一张K线图做得形态良好，让每日的震荡小涨但不引起监管当局的注意，如拉升时要注意日涨幅不超过7% ~ 8%。当年丁福根和K研究室另一名员工庞博一手拿一个电话，同时说多少钱多少股，电话那一头的双方营业部立即就知道了，后来就是一个人对着两部电话下指令。
据称丁福根的结局是这样的：事情败露后，他和妻子躲在一个亲戚的家里，幻想吕梁会死里逃生给他打电话，然后再重整旗鼓。他说自己曾在北京的岳母家接到了恐吓电话，来电威胁说，若他踏进北京城半步，就会剁了他的脚。
公安机关于2001年4月将他抓捕归案，在拘留所里，他一夜愁白了半边头。第二年的4月，他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万元。2004年9月，丁福根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准减刑释放。
丁福根始终说自己不清楚吕梁去向，对于吕梁远遁越南的传闻也不清楚。他只是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如果吕梁还活着，就早日自首，结束隐姓埋名的流浪生活。
比丁福根更让人感慨的是操盘手李彪与汤凡在坐庄亿安科技10年后，相继病故，死时都只有40出头。
圈子里有传，将亿安科技从6元钱打到30元钱的庄家便是汤凡，圈内称他为”汤司令”。对于后来亿安科技120多元的风光，汤凡一点都不羡慕，可能就是由于这种见好就收的性格，让他在该案中幸免于难。
汤凡，生于1964年，是中国股市最早一批炒家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深圳股市，就有”汤司令”、苏华、李振宁等一批较有影响力的北京大户。股市中最早一批吃螃蟹者大多为人低调、行事诡秘。其中只有李振宁因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而以经济学家身份声名鹊起。他们的实力其实丝毫不逊于北京本地大户朱焕良。早在1992年，中信信托上海证券业务部总经理就对朋友说，”这里两个最大的个人客户，一个就是汤凡”。
有个故事在”汤司令”成名之后一直在业内成为笑谈。”汤司令”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北京纺织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勇敢地赶赴深圳”下海”-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很”金贵”，”下海”即脱离国营企事业单位，一般都被认为是走投无路之举，因此他的”下海”并不被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认同。但他很快就在深圳股市的柜台交易中赚了十几万元。他把这十几万元拿回北京藏在床底下，不曾想被父母发现，他们横竖认为这是”不义之财”，非逼着他去派出所自首不可。
“汤司令”平日里一身名牌，用香水，练拳击。他话不多，神情深邃。据接近他的人透露，他的名牌手包里，往往装着五六部手机，从来都是用不同的手机与不同的朋友联系，而周围的一般朋友也不知道他的居所。圈内人士猜测，他可能是不信任任何生意场上的朋友，包括他至死未婚，可能也是不相信女人。不过他身边也不乏靓女。
有朋友讲，”汤司令”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早期在深圳，他最信任的港籍合伙人骗走了他的全部家当。从此他再无信任之说。
小心翼翼，对他人的极度不信任，倒也造就了汤凡的投资风格。汤凡主导或参与坐庄的股票有七八只。他基本上快进快出，见机行事，一旦形势不妙便逃之夭夭。
据《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方泉回忆，汤凡与中科创业的庄家吕梁关系一直不错。两人时常在北京的小聚会中，讨论股票的未来。
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中，汤司令与吕梁争论起来。吕梁志在长远，着力将庄股打造成一种只涨不跌的财务工具，用融来的资金反过来发展公司实业，让公司优质业绩逐步匹配上只涨不跌的股价；而汤司令不想那么多，他对中国经济的制度环境充满恐惧，一方面他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和缝隙谋利，另一方面又对谋到的巨额财富随时可能被制度因素消灭殆尽而高度敏感。其实这是中国最早几批富人的共同矛盾心态。他们的”原罪”源于制度缺陷，他们的恐惧和其中太多人的毁灭也是源于制度缺陷。
不过”汤司令”这样的炒家并非只是唯利是图的”嗜血杀手”，也可能恰恰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和人生价值全部系于这个市场，他们更关心这个市场的长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几乎是从反向推动这个市场健康发展。
当中科创业崩盘后，”汤司令”留下过一句话：”老吕倒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亿安垮台后，再也没有传出汤凡介入A股的消息。朋友圈中有人听闻他在投资教育产业，也听闻他与一个昆明朋友合伙炒商品期货，还有消息说他有意从事一级半市场，但其间的起起伏伏再也找不回当年亿安科技的心惊肉跳。
令人痛惜的是，2009年一开春，就传来关于汤凡的噩耗。据说他突发脑溢血，死在自己的公寓，死时无人在身边，发现时已死了十几个小时，最后的时光同样寂寞。
那个时代，中国私募的骨干群体还保持着几百亿元的规模，它们以核心操盘手运作项目的形式存在，即一个有着业内较好信用度的操盘手发现了项目机会，就把这个项目制作成一个操作方案，然后寻找合作资金进行项目运作，在项目结束后基金分红解散。合作资金常常有股市大户的、房地产业的、民营企业的、国企商贸企业的，还有一些银行的资金掮客。
不过，随着之后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的大力整肃，这些曾在A股市场呼风唤雨的庄家纷纷崩塌，仍在私募圈混迹的操盘手们开始思索新的投资模式。尽管此后陆续还有名单推出，如《股市英雄谱》等，该名单中的操盘手资料，在业内人士看来，真实性较高，一直被推崇为最经典；只是时代有些久远，有些则是斯人已逝，只有这份名单，记录了那个曾经辉煌的时代。
2007年，著名操盘手花荣创作的中国首部透视股票投资界的纪实体实战小说《操盘手》一书，像是为操盘手时代画了一个完整的句点。试问中国第一批操盘手，时至今日，多少人平安归来，多少人辉煌不再？
此名单中还少了做国电电力，北京的王峰、君安的杨俊（厦海发）、国信博时的葛旋（风华高科和凤凰光学）、原银河证券自营部总经理罗善强（东风汽车）、东方证券王国彬（四川长虹）、王星风（新疆屯河）、北融投资马世兵（粤电力）等等著名操盘手
5人入狱，3人赔光，7人逃亡，8人窘况，1人禁入，3人转行，1人胜利，1人失踪。
好的结局：转行、胜利，共4人，13.8%;
中等结局：逃亡、禁入、失踪，窘况，共17人，58.6％；
悲惨结局：赔光，入狱，共8人，27.6％；
